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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全民化是18世纪末期重大政治革命的结果之一

2019-06-19 07:08 浏览:272 评论:0 来源:涩涩影院库公司名:武汉涩涩影院兴业科技有限公司   
核心摘要:国民英雄的坟墓点缀着每一座都城:从圣保罗那朴素的威灵顿花岗石棺,到黄金半圆顶的荣军院的地下室里华丽的拿破仑安眠地。除了这

国民英雄的坟墓点缀着每一座都城:从圣保罗那朴素的威灵顿花岗石棺,到黄金半圆顶的荣军院的地下室里华丽的拿破仑安眠地。除了这些国家的圣灵殿,还有千百个更平凡的凭吊地标示着国家的军事史:普鲁士各个城镇中简单的纪念碑缅怀着阵亡于色当或克尼格雷茨的当地人,远离尘嚣的苏格兰村落的小教堂墙上的饰板镌刻着在帝国某些遥远边陲死去之人的名字。军事属于伟业和霸者,宏伟


且遥远,但也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熟悉又亲近。


每个现代国家都是一个想象出来的共同体,因为国家太庞大、太复杂,无法直接触摸。正因如

此,如迈克尔·沃尔泽(Michael Walzer)提醒我们的那样,一个国家“必须人格化后才能被看见,象 征化后才能被爱戴,想象化后才能被感知”(11)。欧洲各国一直都必须运用一切可以运用的文化象征和 历史记忆来构成其公民的政治想象。20世纪之初, 这些象征和记忆有显著的军事烙印。国家最希望用 来自我定义的,是能够带来胜利、熬过失败的英雄 主义、自我牺牲和使命感。戎装男子给国家存续所 依赖的美德赋予人格,陆海军给国家的铁纪和团结 赋予象征。没有发动战争的能力,20世纪早期的国家就无法存在——事实上,甚至无法存在于想象。这就是为何每个国家,无论多么弱小,都有自己的军队。


战争深深铭刻到欧洲国家的遗传密码当中:“国家造就战争,”如美国社会学家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的精辟之言,“反过来也一样。”(12)但虽然战争和国家总如一对孪生子,两者间关系的本质却一直在变化。至1900年,战争和国家都已被两种进展所转变。第一,两者都被民主 化(全民化)(13):庞大预备役的出现使大量人口进入军队,远比大部分人过去认为必需或合适的要

多。第二,两者都深受工业化的影响:科技在军事 领域的应用使得组织比以往更庞大、更复杂、更昂 贵的军队成为可能。国家一直发起战争,战争也一 直孕育国家——但20世纪初时各国所为之准备的战争没有历史前例可循。

战争全民化是18世纪末期重大政治革命的结果之一。但无视于革命大军表现出的政治力量和军事效率,大多欧洲国家都不太愿意将其人口武装和训


练起来。因此,一俟拿破仑被打败,大部分国家就重回相对较小、以职业军人为主的军队制度,也就是它们的传统依靠。它们采用带社会阶层歧视的征兵模式组建军队,将国防的重担压在穷人的身上, 不管在欧洲的哪个地方,那些家庭的孩子都要服役6—20年。

除了应征士兵以外,这一体系可谓人人满意。有钱人很高兴,他们和他们的儿子能免于兵役。举例来说,在法国和意大利,任何在征兵抽签中抽到“坏签”的人都有权雇一名替代者,那往往是愿意收一笔报酬重新入伍的老兵。军队将领很高兴, 手下的人经过长期服役,硬朗且有纪律。政府很放心,因为士兵的平民生活经历不多,面对国内动乱时能有准备、有决心地保卫现有政权,就像面对外敌时一样。如那个革命时代所昭示,政权的命运也许就取决于军队在面对煽动性暴民时的行动是否可


靠。

只有当开始确信其生存需要大规模的军事改革时,欧洲各国才放弃了这些惯例。这一改革的压力来自普鲁士(14),多少有些令人意外,因为该国自17世纪后期统一以来被普遍视为大国中最弱的一个。1806年被拿破仑打败时,普鲁士差点从地图 上消失;后来恢复过来,得以在拿破仑帝国的最终灭亡中扮演了从属但体面的角色。1815年后,普 鲁士一度是唯一一个保留全民兵役制的大国:2年 现役、5年预备役再加11年民兵役。但财政限制使得征兵人数相对较少,民兵部队训练糟糕,军队的军事效率和政治可靠性令人怀疑。更关键的是,普鲁士军队缺乏实战经验。克里米亚战争和意大利战争都没参与,也没有受英、法、俄士兵不断经历的殖民地战争的锤炼。一位法国观察家对他的所见所闻大为惊讶,报告说:“他们是这一职业的耻


辱。”(15)

但到1861年,普鲁士已启动了激进的军事改 革。3年前,因兄长多次中风发作而不能理事,成 年后大部分人生在正规军中度过的威廉亲王成为摄政王。在国防大臣阿尔布雷希特·冯·罗恩

(Albrecht von Roon)的协助和激励下,威廉着手改革军队,延长现役至3年,强化对预备役的控制,降低民兵役的作用,并对组织、训练和装备加 以一系列变革。1857年成为总参谋长的赫尔穆特·  冯·莫尔特克(Helmuth von Moltke)(16),是最早意识到铁路的军事作用、知道如何使用铁路来迅速 高效地部署军队的少数欧洲军官之一。莫尔特克对 铁路的战略运用比任何其他单一发明都更好地体现 了技术和战争的融合,而这一融合将会在现代世界的形成中起到巨大的作用。


手腕高明、雄心勃勃的普鲁士宰相奥托·冯·俾 斯麦有决心采用军事手段征服较小的日耳曼国家, 因为他相信这一改革后的军队能够在战场上快速取得决定性胜利。1864—1871年间,普鲁士同丹麦、奥地利和法国打了三场速决的胜仗。没人为普鲁士(与奥地利结盟)轻易打败丹麦吃惊,但他们在开战仅仅7周后就一战击败奥地利令各国惊诧, 打败法国同样使人侧目,虽然拖延得略久,但胜利毫不逊色。

是什么使这些胜利成为可能?大部分专家同意,普鲁士军队的战略战术并不明显优于奥地利或法国。普鲁士的武器装备也没有明显优势。当指挥正确时,每一支军队的士兵都打得英勇顽强。归根到底,胜利来自更好的准备、计划和组织,使普鲁士可以动员更多人数,更快地机动,更高效地装备部队。1903年,未来的法国元帅费迪南·福煦


(Ferdinand Foch)在法国战争学院为他的学生们归纳了从普鲁士那里学到的经验:“规模”和“准备”是现代战争的胜利之本。(17)

因此,要模仿普鲁士就要进行两种革新。(18)第一,各国必须拥有大规模常备军(1870年攻入法国的普鲁士及其德意志盟军超过100万),这须征 募男性人口中的很大比率。因为无法让这么多男性 长期脱离劳动人口,他们必须在2—3年的现役后返回民间,但仍是一级预备役的一部分。第二,各国 必须做好迅速高效地部署这些大规模部队的准备。 普鲁士人彻底改变了战争的节奏和规模:快速部署 因现代交通工具尤其是铁路而成为可能,但仍给军队组织提出了难解之题。1870年,法国还没从其最初动员所造成的混乱中恢复;由于糟糕的计划, 法国军队的运输系统陷入瘫痪,士兵和他们的装备 往往出现在不同的地方,到达目的地的列车没有卸


货的方案。在能够修正这些错误之前,法国武装力量就被干脆彻底地打败了。

虽然事实充分证明国家必须有一支准备万全的大军,可建立这样的军队须克服极大的阻碍——来自职业军官的阻碍,他们想要服役期更长的少数精 锐;来自中产阶级的阻碍,他们想捍卫自己的现役 豁免权;来自左翼政治家的阻碍,他们惧怕社会的 军事动员化;以及来自许多普通纳税人的阻碍,他 们担心军事预算会一飞冲天。伟大的普鲁士战略家卡尔·冯·克劳塞维茨(Carl von Clausewitz)对战斗的评语同样正确地适用于战争准备:须要做的事情不难知道;但极难实现。

没有哪个欧洲国家所面临的军事改革紧迫性或困难比法国——普鲁士在1870年所给予的严酷教 训的主要受害者——更大。1872年,新共和国通


过了征兵法修正案,增加了每个年龄段所征召的人数。即使如此,人们还是要通过抽签决定服1年还 是5年现役。同时,虽然不能再出钱请人替代,可 一系列免除条款依旧偏袒富裕和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士;实行中,只有负担不起学费的青年可能服役5 年。1889年,不顾职业军官的强烈反对,服役期 减少为3年。兵役法在1905年得到了根本性的改变,令几乎全部法国男性都有义务服2年现役。1913年,为了弥补人口的减少、应对德国的扩

军,这一服役期又增至3年。

每个欧洲国家的军事改革所面临的阻碍略有不同。在法国,阻碍来自不愿承担兵役责任的富裕家 庭,来自共和政府和遗老遗少型职业军官之间的彼 此不信任。意大利征兵法中的免除条款甚至比法国 还要多,最引人注目的是一家的独子可以豁免。(19) 满足最低教育程度要求、能自己出钱购买军服的人


有权仅服役1年。大部分免除条款直到1909年方废止,当时把现役期一视同仁地设为2年。

相较社会和理念,奥地利(20)的问题更偏重国体和经济方面:尽管奥地利军队维持着由德国发号施 令的皇家体制,预备役却分为德国人和匈牙利人两 种军事单位(21)。匈牙利议会的财政不足和政治对立限制了军力的扩张,军队依旧是缺人少枪。虽然军 官享有社会特权,低收入令军旅生涯和别的选择相比越来越不受年轻人待见。

和其他国家类似,俄国军队改革始于19世纪70年代(22),缩短了服役期,减为6年(1861年以前曾为25年,60年代减至8年)。虽然有过尝试, 想引入更人道的军纪手段和更好的生活条件,可大部分普通士兵的伙食依旧难以下咽,装备依旧粗制滥造,待遇依旧严酷无情(俄国在每名士兵身上的


花费只有大约德国的一半)。因此,弗里德里希·恩格斯(Friedrich Engel)的批判性评语有极大的真实性:俄国人“采用了一种他们的文明程度还不足以支持的全民义务兵役制”。(23)

列强中,唯一没有尝试创建以短期征兵制和一级预备役为基础的大规模军队的是英国。和其他国家一样,英国在19世纪70年代进行了一些变

革(24),将志愿兵役期从20年减为12年(6年现役

加6年预备役),并废除了买卖军官资格的行为。 布尔战争表明这些变化还不够,英国虽然获胜,但代价高昂。“当我们谈论英国的军事危机时,”一位奥匈帝国高级军官在1900年对其同僚说,“我 们不是指南非的战事,而是指由于这一作战,英国事实上已无可用之兵。”(25)

当理查德·霍尔丹(Richard Haldane),一位


律师、民政和教育改革家,在1905年12月就任陆 军大臣之际,军队的规模问题还是焦点所在。“我们的主要目标必须是,”他一个月后宣称,“帝国防务所必要的国家教育和组织。”然而,霍尔丹拒绝放弃英国国防政策的传统倚靠——志愿兵制度。他始终坚持,只有一支职业军队可以欣然前往帝国各处;应征兵既没有决心也缺乏能力在遥远的战场上为帝国的统治权而战。保卫不列颠岛本土安全仍是皇家海军的责任,霍尔丹所期望的是大幅度扩张预备役陆军。但在一个鼓舞人心的开端后,地面部队的入伍人数开始减少,令实行征兵制变得更迫切。人数之少令《泰晤士报》战地记者查尔斯·阿考

特·雷平顿(Charles é Court Repington)确信“转为强制法的时刻将会来临”。(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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